对于散文，我相信；对于诗，我迷信。我始终迷信诗是更接近神也是更表现灵魂的一种冒险。写散文，是“谋事在人，成事在人”。写诗，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可以早晨坐在书桌前面，对自己说：“嗯，今天我要写一篇三千字的散文。”当天晚上，你可以打电话给编辑，说他要的稿子已经撰好。例如，三千多字的《莎诞夜》，便仅是一夕之功。写诗，你怎能这样潇洒？有时为了一字未妥，你奋力追捕，如狮子搏兔；有时为了一个飞跃的意象，你苦坐了一整天，结果一只翅膀也孵不出来。
我第一篇比较像样的散文，是一九五三年年底发表在“中副”的《猛虎和蔷薇》。之后，我写了不少论评的文章，但是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去爱荷华读书，才写出像《石城之行》那样的作品。那样的作品，包括后来写的《鬼雨》《莎诞夜》《九张床》等，我无以名之，名之为“自传性的抒情散文”。
我不愿意称那些作品为什么“抒情小品”，因为它们的密度显然要大得多，所以给读者的感觉也比较醇、厚、重。所谓密度，是指内容的分量与文字篇幅间的比例，比例大者，密度也大。目前文坛上似乎流行着一种看法，以为所谓“抒情小品”只要写得平平顺顺、干干净净，予人一种什么轻飘飘的感觉就行了。胡适表示欣赏一个作家的散文时，总爱说些什么“五百多页的一本书，我一口气就读完了，可见你的白话文真够流利痛快，读下去毫不费劲”之类的话。没有什么比这种“散文观”更为肤浅而且误人了。也许莫姆的小说可以一口气读完五百多页，但是我们不妨去读一读真正的散文大师如乔伊斯和福克纳的作品，看我们能不能一口气读五页，仅仅是五页？比起那些“用别人的字，造别人的句，说别人的话”的散文家来，五页的乔伊斯给我们的东西，千百倍于他们的五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