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艺术领域，持续不断、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的激扬，同样是其鲜明的时代特色。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音乐、电影、戏剧、美术，此期都涌现出大量抒发爱国主义情感的作品。它们或痛陈民族危机、悲叹民族命运；或谴责外族侵略、呐喊民族救亡；或讴歌抗战英雄、赞美祖国河山；或反省民族弱点、呼唤社会变革……形式不同、内容有异、风格有别，但无不贯穿着爱国主义的共同主题。以诗词为例，杰出的浪漫派诗人郭沫若、新格律派诗人闻一多、现代象征派诗人戴望舒，都同是爱国主义的热烈歌者。郭沫若在他那代表现代新诗第一个高峰的诗集《女神》里，有不少诗篇就表达出其“眷念祖国的情绪”。如《晨安》写的是诗人在“千载一时的晨光”中，向着“年青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和壮丽的山河，一口气喊出了27个“晨安”。《炉中煤》则将自己比喻成正在炉中燃烧的煤，把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怀着挚热的心唱出了：“啊！我年青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的深情诗句。对于祖国和民族前途的希望与个人为之献身的决心两相结合，激发出诗人无限浪漫和乐观的信念。作为现代新格律诗的积极提倡者和实践者的闻一多，其诗不仅注重节奏和韵律美，字里行间也常常奔涌着浓烈似火的爱国激情。如《忆菊》对“祖国底花”和“如花的祖国”加以热情的赞美；《太阳吟》以神奇瑰丽的想象表达对祖国热切的思念；《洗衣歌》则正气凛然地斥责美国社会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在《死水》诗集中，诗人的这种爱国之“火”燃烧得最为旺盛，读之令人热血沸腾；有“雨巷诗人”之称的戴望舒早年的诗感伤成分较浓，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其诗风也因之一变，写出了不少歌颂抗战、充溢着民族主义精神的雄壮诗篇，如《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此外，蒋光慈那撼人心魄的《哀中国》，穆木天那“唱哀歌以吊故国”的《流亡者之歌》，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和《吹号者》，田间的诗集《给战斗者》以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合奏了民国诗歌爱国主义的主题曲。特别是毛泽东那首脍炙人口的咏雪词，通篇洋溢着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深挚的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强不可抑的历史使命感，美国学者R.特里尔在他所写的《毛泽东传》中，就将其称为“一首地道的民族主义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