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任用西方传教士，旨在吸收西学之长，发展中国的文化科技事业。如：令南怀仁主持天文历法工作并制造兵器；令白晋训练、组织中国测绘人员；命徐日升等参与编辑大型天文、历法、乐理丛书。诸如《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书的编著，就有西方学者参加。来华工作的西方教士，或任钦天监官员，或在内阁担任翻译，或在内府充当医生、画师，或为皇上、皇子讲授天文、地理、数学、音乐、人体解剖、拉丁文等方面的知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出版了不少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籍，从明万历十二
年(1584)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传教士在中国撰写、翻译的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籍约四百多种。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宗教神学方面的。只有大约百分之十五的著作是属于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医药等西方科学文化方面的著作。后者大部分是在朝廷供职的教士所著。传教士还把中国文史哲等方面的著作，如《诗经》《通鉴纲目》《烈女传》等，传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因而又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康熙皇帝也曾用传教士参加中国的某些外事活动。如中俄边境谈判，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时，曾用徐日升和张诚担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还令闵明我等去俄国、法国、意大利，就清政府的某些外交政策进行磋商。康熙皇帝让西方传教士参与中国外事活动固然是由于当时中国缺乏精通外语和熟习外国情况的外事人员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但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还是应当看到，康熙皇帝让这些外国人介入中国外交活动和长住宫中，是缺乏应有的警惕。传教士为了寻求一条经俄国而贯通欧洲与中国的道路，以便于罗马教廷向东方派传教士，因此，沙俄尼果赖使团至中国时，南怀仁却利用在清廷供职之便，给尼果赖使团提供了许多关于清廷和康熙皇帝本人正在策划中的对俄谈判策略的情报及康熙的一张机密地图，并为尼果赖出谋划策。中俄谈判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时，徐日升和张诚向戈洛文递送了关于中国内部情况的情报和一幅中国全图。他们希望沙皇能给他们以方便。这种活动对中国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康熙皇帝认为，“所用西洋人真实而诚恳可信”,故派徐日升担任中国使团翻译。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一月十八日，康熙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西洋人苏霖等十八人时说，“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这或许是出于礼貌而恭维，或因不了解西方传教士的暗中活动所致。不论如何，“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之说都与事实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