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开始津津有味地说着他怎样整整一晚没有睡觉之后穿着旧羊皮外套闯进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的车厢。
“那乘务员，忘记了那句俗语[5]，看到我的外套就想要赶我出去，但是我马上文绉绉地讲起来，而……您也，”他转脸对着卡列宁说，忘记了他的名字，“开始的时候您看到我那件农民穿的外套也想要赶我走的，但是后来您却帮我说话了，这件事真叫我感激不尽。”
“一般地说，乘客选择座位的权利都没有明确的规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说，用手帕擦着指尖。
“我看到您对我还有点疑惑，”列文温和地微笑着说，“但是我连忙开始用聪明的言谈来弥补我皮袄的寒酸相。”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继续和女主人谈话，同时听到一点他弟弟的话，斜着眼睛瞟了他一眼，“他今天怎么回事？为什么一副胜利者的架势？”他想。他不知道列文感觉到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列文知道她在听他说话，而且她高兴听。这就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事。在他看来，不单是在这房间里，就是在全世界，也只有他（在自己眼中获得了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他）和她两个人存在。他感到好像自己是站在使他头昏目眩的高峰上，而所有那些善良可爱的卡列宁们、奥勃朗斯基们和整个世界的人都在远远的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