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与诗学发展，跟晚唐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在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李商隐去世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60），浙江东部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庞勋起义；唐僖宗乾符元年（874），王仙芝起义；第二年，即公元875年黄巢大起义。这些农民起义前后经历10年之久，范围几达半个中国。起义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唐帝国的根基已动摇。加上朝廷内部宦官之争、藩镇之争日益恶化，唐帝国走向灭亡的日子将要来临了。在这一政治环境和社会状况中，知识分子的心理虽因政治态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总的趋向是一致的，那就是觉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都带有末世的悲哀感，虽然他们选择的道路有出仕与归隐的区别，但都是在无可奈何中挣扎。在诗歌创作中有的人呼喊民生疾苦，希望恢复儒家诗教；有的则追求淡薄情怀，希望能从诗歌的吟咏里寻找到自己的精神的避风港，保持心境的平静。皮日休、杜荀鹤等属于前者，他们的诗学主张是儒家的诗教：“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1]但他们对已经成熟的儒家诗教并没有新的补充，所以他们的诗学对后代的影响很有限。倒是另一派诗学家，即热衷于淡泊情怀的人们，他们上承道家的传统，以及唐以来王昌龄、皎然的“意境”论的资料，着重总结王维、韦应物等诗人的山水田园诗歌创作经验，把道家系统的诗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代表人物是司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