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还有更令我兴奋的事等在后面呢!
几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这信连同所有我心爱的一切,一直保存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
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
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重了,而那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么可怕。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套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边吧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她完全没提到一个“病”字。她比一个健康人精力还旺盛,还健谈。
那以后,我们还常在朱光潜先生家举行的“读诗会”上见面。我也跟着大家称她做“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评论家。她十分关心创作。当时南北方也颇有些文艺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细,并且对文章常有犀利和独到的见解。对于好恶,她从不模棱两可。同时,在批了什么一顿之后,往往又会指出某一点可取之处。一次我记得她当面对梁宗岱的一首诗数落了一通,梁诗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服气的。于是,在“读诗会”的一角,他们抬起杠来。